东西问|刘曙光:大运河申遗缘何系中外文明互鉴成功案例?

发布时间:2024-12-26 01:56:12 来源: sp20241226

   中新社 杭州8月7日电 题:大运河申遗缘何系中外文明互鉴成功案例?

  ——专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

  作者 林波 曹丹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五周年。为什么说大运河申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为什么说大运河申遗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案例?近日, 中新社 “东西问”就此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具有怎样的特别意义和文化地位?

  刘曙光:大运河是中国第一条实现“穿山越岭”的运河,在统一政治、融通经济、便利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水道之一,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

  首先,大运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历史上,大运河通常由王朝中央组织开凿,主要功能是漕运。漕运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关乎国家安定、政权稳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

  其次,大运河具有重要的经贸意义。在南北几千公里的广阔地域上,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人员和货物在运河上的流通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力,孕育了繁荣的运河城镇。

  大运河连通了人心和情感。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成为南北社会文化交流交融的载体,传递着“维护统一、济世惠民”的政治信念,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6月15日,国际友人在杭州拱宸桥前自拍留念。 王刚 摄

   中新社 记者:作为大运河申遗的参与者,您为什么说大运河的申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刘曙光:以我个人的体会,大运河是中国申遗历程中绝无仅有的十余年磨一剑、玉汝于成的传奇。

  作为文化遗产,大运河的构成过于复杂:既有静态的遗产,又有活态的遗产,既有物质的遗产,又有非物质的遗产。在申遗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大运河遗产是认识不清、研究不透的。

  十余年的大运河申遗历程,考验着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基层治理能力。2009年,大运河被列入中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同年,国务院协调13个相关部委,以及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共同成立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统筹协调申遗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在大运河的申遗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运河沿线民众的积极支持、热情参与。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委派印度籍专家莉玛·胡贾女士到大运河沿线现场踏勘。在大运河浙江段申遗展示厅的心愿柱上,考察团一行看到了杭州市民对运河申遗的祝愿:“智慧的传承让古老的运河年年常青”“运河水系犹如丝丝血脉,滋润着杭州这座城市,成就了自己繁华的千古绝唱”……

大运河杭州段。王刚 摄

  在普通市民身上,莉玛·胡贾女士感受到了中国人为申报世界遗产“舍小家为国家”的自觉。她认为,“大运河沿线百姓的日常生活要得到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是一项活态的文化遗产,包括它沿线的生活景观,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多风土民情的东西都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并用英语、印度语在心愿柱上写下了“衷心祝福大运河”的祝福语。

  大运河的成功申遗,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的最好案例。申遗期间,相关地区、部门、遗产点等各方面相互配合形成的工作机制,以及将文化工程与环境工程、民生工程联动实施推动的做法,为日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新社 记者:为什么说大运河申遗是一次成功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刘曙光:申遗是一个中国和国际社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就像参加体育比赛,要先学习并遵循国际认可的规则,才能获得和国际社会公平竞赛的机会。

  中国大运河申遗,是从学习国外运河申遗成功经验、学习关于运河遗产的国际文献开始的,将中国大运河的遗产特点进行整理归纳,再向国际社会申明,这是一个不断交流推介、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中国专家学者在学习整理时发现,法国的米迪运河、加拿大的里多运河等世界遗产都是取整条运河进行申报的,而中国大运河的特征则与其不同。因此,中国专家学者创新性地提出将3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遗产,选取1011公里进行点段申遗。在中国首批申报的大运河世界遗产点段共有27段河道和58处遗产点,分布在31个遗产区。从世界运河遗产申遗的历程来说,这是第一次。

  某种意义上,申遗本身就是高层级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点段申遗的新思路下,大运河的申遗过程,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专家学者对世界遗产价值的专业性判断,是展示中国民众热爱文化、愿意承担世界遗产保护的责任和态度,是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观、文化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的一个过程。中国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不仅是因为其较高的遗产价值,也体现了国际组织、国际专家对我们所想表达的理念及所采取措施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中新社 记者: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大运河遗产?

  刘曙光: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也是正式启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周年。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对运河遗产,各级政府已经从过去的“运动式”“突击式”的保护转向建立长效化、常态化保护并紧密结合生态环境恢复、整治。例如,2022年,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2023年,水利部启动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

大运河杭州段。王刚 摄

  如何让大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

  一方面,围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充分发挥大运河的线性串联功能,挖掘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的百景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另一方面,培养并用好青年人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的关键。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的青年人才,可以凭借其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以学习交流、求同存异和平等互鉴的态度,让中国承载人类文明的故事和智慧被更多人看见,共同找寻世界遗产的当代价值。(完)

  受访者简介:

刘曙光。受访者供图

  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兼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曾主编《中国文物古迹旅游》《文物工作研究》《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当代中国博物馆》(英文版)《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策展笔记》等著作。

【编辑:胡寒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