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学习：五位专家解读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如何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邀请五位专家学者解读，节选如下。

　　黄达远(西安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河西走廊是探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扇窗口”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仅体现于中华文明数千年未曾断裂的源流史，还体现于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疆域空间内各地理文明的漫长互动史。

　　河西走廊作为具备地理和文明双重意义的走廊，构成我们探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扇窗口。

　　河西走廊在地理上连接了西域和关陇，连成一线的绿洲与半绿洲，为游牧民、农耕民和绿洲民创造了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空间。

　　河西走廊农牧交错特色的长期存在，说明了“农”“牧”两大类文明交往行为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发展史在河西走廊的在地化版本，是围绕族群社会生活、经济行为和生计方式展开的。从河西区域史的关键内容中也能看到跨越生态边界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连续性。

　　蒋彬(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创新、重视创新、实践创新，可以说，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

　　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中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说，“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湖南湘西里耶秦简中有着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乘法口诀表。( 中新社 记者 张远 摄)

　　英国学者李约瑟组织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详细介绍和讨论了古代和中世纪中国非凡的发明创造能力和对自然的洞察力，以及中国的多个“世界第一”。美国著名科技史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撰写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中，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并在序言写道，“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都会惊讶地看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多在当时的世界处于领先水平。

　　这些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和创新的成就与辉煌，离不开创新文化氛围的支撑。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创新基因，古代经史子集中关于创新的名言名句不可胜数。《诗经》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中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礼记》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均强调创新。

　　在创新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科学巨匠。例如：东汉时期发明浑天仪的天文学家张衡；南北朝时期研究历法和圆周率的数学泰斗祖冲之；唐朝时期写出《千金方》的药王孙思邈；宋朝时期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数学、天文、地理等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和杰出成就的沈括；元朝时期在天文、历法、水利、数学等学科领域成就卓越，制订出《授时历》的郭守敬；明朝时期介绍和吸收17世纪欧洲科学技术、中西会通的徐光启；清朝时期创立割圆九法、发现卡塔兰数，在天文学、地理测绘学和数学等学科领域均作出重大贡献的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等等。

　　

　　▲1955年发行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邮票，包括天文学家张衡、数学家祖冲之、天文学家僧一行及医学与药物学家李时珍。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厚重多彩、延绵至今的中华文明。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从思想到器物、从制度到文化、从艺术到科技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陈进国(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涉及现实中国的精神性问题”

　　当我们讨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传承和创造性发展的根本问题时，必须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生命中的“根和种子”，其中一大思想共识，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在讨论早期中国的起源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问题上，考古学界有诸多理论贡献。苏秉琦先生指出，早期中国存在一个“满天星斗”格局。后来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汇集中原，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统一的秦汉王朝最终促成了从“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到“现实的中国”之“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不仅涉及文明中国的政治理想，也涉及现实中国的精神性问题。我们必须以长时段的眼光和原生性的大视角，来省思中华文明的广泛共享的文化传统和普遍意义上的观念、信仰、思想世界，来反观中国各个地域社会之绵绵相续的整体性的观念系谱和统一性的文化取向。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讨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问题，不能不涉及中国史学中的“正统论”。无论哪一种正统论，都蕴含着一种具有道德(德气)评判意味的“天命”观念，只有“奉天承运”，行“王道政治”，才能“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

　　正统论成古代士人讨论中国何以中国的精神性议题。中华文明统一性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关于族群的认识也更趋先进。主流的华夷界限指文化而非种族。立足于处理人道与天道的精神关系和人文秩序的“礼义文明”，是界定“何以中国”的文化准则之一。

　　饶宗颐先生总结称：“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正统论构造了一个精美的意识形态结构和文明化的漩涡，具有精神性的吸引力，并让“中国性”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坚实基础。

　　正统论中蕴涵的对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国性”的强调，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顾颉刚所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助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兼具“文明中国”和“统一中国”的现实中国，才是真正具有“正统性”的中国实体性存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基因，更需要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坚持那种兼具统合天道与人道关系的“中国性”。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文明体，首先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而后才是“政治性”的范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只有融入世界性的文明体系中，才能有效提供具有中国性基因的文明方案。

　　王建新(兰州大学教授)：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成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树大根深，成就中华文化含弘光大、自成一格。包容是一种文明的气度，也是面向未来的姿态。在汹涌澎湃的人类历史中，没有包容的勇气和智慧，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从未断绝的奇迹就不可能实现。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在新时代愈加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图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场景。(图片来源： 中新网 )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中华民族各群体适应不同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世代叠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走廊理论说明，各民族群体持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型民俗文化。各群体在努力获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兄弟情谊。互通有无、竞争发展的历史经验，使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各群体间跨区域婚姻、经贸往来形成的血缘和通商关系，又深化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王昭君北嫁匈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香妃来自西域等姻缘佳话，强化了中原与周边民族群体血脉相连。西北走廊的玉石古道、藏彝走廊的茶马古道、南岭走廊的香料古道，游牧部落与农耕民族的互惠贸易，展示了中华民族各群体间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宗教史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文化传统，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制度化宗教(包括外来制度化宗教)与地方性民俗在历史上叠加形成的宗教文化复合体。西汉时期，佛教越过帕米尔高原从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时期，道教在四川盆地形成，传入中原后再由蜀道、楚道及吴道等走廊通道传入南方。隋唐以后，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域外宗教接踵而来，与地方性民俗交融，形成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这都说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发展铸就了实践路径。

　　面向未来，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促进新文化形态的创造，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

　　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和平”是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上下五千年，“和平”理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布于社会各阶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之中，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习俗各领域之内。

　　“和平”在古文献中涵义甚广，可分为五类。一是政治领域的“和平”，即政局安定、天下太平之意。二是社会领域的“和平”，即人人和睦相处、社会和谐之意。三是个人领域的“和平”，即人的性格平和、阴阳平衡之意。四是艺术领域的“和平”，即音乐平和、舒缓心灵之意。五是自然领域的“和平”，即自然界阴阳平衡、万物和谐之意。上述五个领域的“和平”，虽然意义不完全相同，但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和平”渊源于“和”。“和”的最初意义源于阴阳观念，意为阴阳和谐平衡。先秦阴阳学说认为，阴阳两个基本元素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两者的均衡和谐统一是自然界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均以“和平”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理念，无论统治阶层、知识阶层、平民阶层，均以“和平”“太平”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均以“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史记》称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汉书》记述汉宣帝时“天下和平”，汉成帝时“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不少古代帝王以“和平”“太平”为年号。如汉桓帝第二个年号为“和平”；北魏文成帝第四个年号为“和平”。

　　古代知识精英以“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最高的政治目标，以建立“大同”社会作为主要的政治追求。北宋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礼记 礼运》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图景，一派和平景象，即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历史上的平民阶层更加渴求和平、珍惜和平。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对于从事农业的平民阶层而言，“安居乐业”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社会环境。反映了广大底层民众的心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密不可分。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大同”概念出自《礼记 礼运》，近代这一思想得到较大发展。康有为的《大同书》，为未来的大同社会构想了蓝图。孙中山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他既主张将来实现“中国大同”，也主张“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亦即实现“世界大同”。“协和万邦”是古代关于妥善处理族群和国家关系的重要理念。《尚书 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化干戈为玉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基因。“干”“戈”是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两种武器，象征战争或武力冲突。“玉”“帛”指玉器和束帛，“化干戈为玉帛”意思是消除仇怨，变战争为和平，变冲突为友好，尽最大力量推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睦和谐。数千年来，“化干戈为玉帛”理念一直是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准则。通过“化”，可以化解国内的各种矛盾，也能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等理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渊源。“和”与“同”，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和同之辨最早发生在春秋时期。《国语 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说过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所以“同则不继”。史伯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也阐释了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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